訪問:吳培正
文字:吳培正、畢翔
攝影:劉祐龍
面對全球 AI 浪潮,台灣無人機產業該如何突圍?葉泳蘭博士早已展開佈局,透過產學合作挑戰將 AI 算力安裝於高速防禦無人機上,實現無通訊環境的自主作戰。儘管曾面臨大廠高薪挖角,他仍毅然拒絕,堅持帶領新創團隊前行。本篇揭露無人機搭載 AI 的技術瓶頸,以及他堅持技術自主、放眼國際市場的戰略思維與研發使命感。
Q:針對無人機未來的技術發展,您目前正著手解決哪些關於 AI 算力與硬體整合的瓶頸?
烏克蘭戰場給了我們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未來的無人機必須具備在「無通訊環境下」自主飛行的能力。過去無人機的算力中心建置在地面的伺服器上,仰賴網路連線進行辨識。但一旦遭到電子干擾或斷訊,飛機就成了瞎子。因此,我們必須把 AI 算力中心直接搬到飛機上。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透過學校產學合作計畫,與國內大廠展開了為期三年的產學合作計畫,著手研發下一代的 AI 飛行控制器。但將 AI 放進飛機,面臨著兩個極大的物理限制:第一是「能源消耗」。強大的 AI 晶片運算時需要極高的電量,如果算力把電池耗光了,飛機就無法維持續航。這在航太設計上就是一場效能與能源的妥協。
第二個難題是「算力無法匹配高速飛行」。目前的 AI 識別技術在低速無人機上已經可以運作。但防禦型或攻擊型無人機如果飛得太慢(低於時速200公里),很容易被地面步槍擊落;一旦飛機加速到時速數百公里,目前的邊緣算力晶片根本來不及在飛越目標的瞬間完成辨識與鎖定。如何讓極限算力滿足高速飛行的需求,正是我們目前極力突破的研發重點。
Q:您的產品在國際市場(如東南亞)的推廣策略為何?為何拒絕與國內外大型科技廠進行深度綁定?
我們針對東南亞市場(如印度、越南、泰國等)推廣的大型無人機,由於本身造價就落在數百萬台幣的級距,因此全面去紅所墊高的成本,在整體售價上的佔比並不明顯,客戶完全可以接受。
這些國家的商業模式非常明確:他們希望扶持本土產業,要求必須在當地設立組裝線。我的策略是,關鍵零組件與核心技術留在台灣製造,機身外殼可以交由當地生產,最後在當地進行組裝。更重要的是,我賣給他們的是「民用的穩定載具」。就像豐田在中東熱賣的皮卡車,被裝上機槍變成武裝車一樣,我提供的是高品質的飛行平台,至於當地客戶要如何在測試場域加裝火藥或進行軍事化改裝,由他們自行負責。
在拓展海外(如日本)或與國內大型科技集團接觸時,我非常堅持技術自主。許多大集團尋求合作的前提,是要求交出完整的 BOM List(物料清單)與供應鏈名單。一旦交出去,核心技術與商業機密就被看光了,新創公司很容易被洗掉或邊緣化。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輕易接受特定集團的收購,因為如果技術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我當初何必出來開公司?
Q:您曾面對大企業開出近千萬年薪的優渥條件,為何最終選擇維持產學合作身分,堅持自行創業?
當時確實有大廠希望我全職加入,去帶領他們的無人機事業群,並開出極高的年薪。但我審視了自己的人生階段。已經五十歲了,在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候,是太太陪我走過來的。如果接下那份高薪全職工作,勢必得過著一天到晚出國、拋家棄子的電子業生活。現在的我非常看重家庭,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回家陪伴太太。所以婉拒了全職邀約,選擇以顧問與產學計畫的方式協助他們。
自己開公司、當董事長兼技術長,其實非常辛苦。要管研發、管公司治理,還要負責募資,甚至到處去演講當企業的吉祥物。這對一個學者來說,時間被切割得非常零碎。但我依然維持每年寫論文投稿的習慣,用最老派的秘書型原子筆在筆記本上規劃每天的研發進度。
如果沒有保持一點理想,我大可去給人請就好。但我是一名本土培養的航太博士,對台灣航太科技的發展有著無法卸下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希望透過森泳航太的技術實力與營運模式,向政府與投資人證明:台灣絕對有能力孕育出具備主導設計能力、放眼國際的無人機國家隊。這份理想,遠比單純賺錢來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