Ｑ：在臺灣幹細胞和外泌體的領域中，您覺得有哪些人物是應該被提到？在這些拓荒者中的輩分、年齡跟位置，你會怎麼介紹自己？
Ａ：臺灣從事幹細胞的研究如果要溯源，其實是蠻早開始的，那時候不叫幹細胞，也不叫外泌體，那時候所熟知的名稱是「骨髓移植」。
1983到1984年，臺大醫院前後有兩位前輩醫生，一位是陳耀昌醫師，一位是林凱信醫師，他們分別在成人和兒童和病患上做骨髓移植，骨髓移植事實上就是一種幹細胞移植，所以臺大醫院做得非常非常早，然而做完骨髓移植後，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骨髓細胞要再擴展研究上，在當時的知識技術是有限制的。
1998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破天荒的，就是James Thomson在Wisconsin University的研究成果，他在Science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描述如何利用人類的胚胎做成人類胚胎幹細胞，發表後全世界轟動。幹細胞是什麼東西？幹細胞是我們身上最基礎的生命單元，可以用來做器官修復與再生，甚至於某些幹細胞有它獨特的一些生理跟病理上的角色。
1998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那一年，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就意識到臺灣必須要做幹細胞的研究，因為臺灣那時候沒有人在做胚胎幹細胞，也沒有幹細胞的advanced knowledge，所以就從海外廣徵人才，後來對整個臺灣幹細胞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一位人物，就是游正博教授，游老師。
他在2003年回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細生所（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的所長，之前稱之為動物所，由他來推動臺灣的幹細胞研究，在中研院成立了幹細胞研究室。當時我們算是年輕的學者，其中包括郭紘志研究員、沈家寧研究員、我以及我太太黃彥華特聘教授…等等，我們幾位就是在那時加入游正博老師的實驗室，算是第一批臺灣本土訓練出來的幹細胞研究學者。
在游正博老師的努力下，2003年設立中央研究院的幹細胞研究中心，2005年他成立臺灣幹細胞學會(Taiwan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TSSCR)，臺灣幹細胞學會的成立剛好跟國際幹細胞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ISSCR）對接，使臺灣的幹細胞研究，能跟國際的幹細胞研究產生非常好的互動。
2006年，又有另外一個大轉折，就是日本山中伸彌( Yamanaka Shin'ya)教授，他發現IPS Cell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我們叫誘導性多能幹細胞。於是整個幹細胞研究就出現兩大主題，一個叫做ESC，胚胎幹細胞，一個是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C。
胚胎幹細胞有比較多的倫理爭議，特別是宗教團體的反對，所以現在有一大部分的研究資源就轉到IPSC上面去；IPSC是基因改造的結果，所以有些潛在的致腫瘤性問題，沒有辦法完全解決，到目前還是困擾著研究學者。
因為有這樣的兩個主題，IPSC和ESC，所以讓整個幹細胞研究跟著百花齊放，百家齊鳴，之後各式各樣的幹細胞，例如：神經幹細胞，肺臟幹細胞...等等，各式各樣的幹細胞，都通通被找出來，那時在臺灣做幹細胞的學者，現在已形成相當大的主流族群。
研究的過程中，有分兩個方向：一個走向發生發育學（Developmental biology）的基礎問題研究，回到非常基礎的科學的探討；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把幹細胞運用到臨床，把幹細胞用到治療疾病，用到再生醫學上面，這個部分是現在整個幹細胞研究的一個大方向。
至於外泌體，以前我們都認為外泌體是細胞分泌出來的垃圾，不太重要。一直到2013年，諾貝爾獎給了研究外泌體的三位科學家，他們分別是美國科學家James Rothman和Randy Schekman，德國科學家Thomas Südhof，這才讓大家突然意識到，外泌體沒那麼簡單。
事實上，它應該不能叫做外泌體，英文叫做Extracellular Vesicles，翻譯成中文應該稱為「細胞外囊泡」，Vesicles是囊泡的意思。細胞外囊泡對於細胞彼此間在做溝通，甚至於病理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遠遠超過我們過去的想像，所以細胞外囊泡的研究，現在變成顯學。
前幾年，臺大沈湯龍教授創立了「臺灣外泌體協會」，與日本的外泌體協會有非常好的互動，加上外泌體在臨床應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所以外泌體在這幾年開始在臺灣蓬勃發展。
另外，做Development Biology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鍾正明教授，他是臺大醫科畢業，200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做的研究是非常standard的發生發育學，也影響到臺灣，包括臺大、榮總、成大幾個重要團隊的研究方向。
外泌體跟幹細胞，是這幾年全世界用在醫療、再生醫學…等的一個很重要的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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