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吳培正
文字：吳培正、畢翔
攝影：劉祐龍
Q：什麼樣的契機讓您覺得必須將實驗室裡的發現，轉化為真正能用在病人身上的產品？
這個故事，得從2006年說起。
2005年，我前往英國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擔任講座教授兼主任。當時整個英國學界正熱烈討論著「細胞與基因治療」（Cell and Gene Therapy）。我有一位好朋友，200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保羅·納斯（Paul Nurse）。他拿到諾貝爾獎後，開始對全英國的大學教育進行檢討。
有一天，他對我們醫學院教授說了一句非常重的話：「你們拿了國家這麼多研究經費，把研究成果化為文獻，在《Nature》、《Science》上發表，你們出名了。可是，你的病人依然死於癌症。然後呢？」
這句話深深擊中了我。為了解決這個痛點，英國政府祭出鐵腕，撥款五十億英鎊（相當於兩千多億台幣）專款專用。政府明訂，這筆錢不給基礎研究，只投資臨床實驗相關之研究，逼著我們把實驗室裡的發現，轉化為真正能拯救病人的產品。
這對身為臨床醫師的我來說，是一個強烈的啟發：醫學研究不能只是天花亂墜，必須真正用在病人身上。
Q：目前台灣生技研發與產業環境最讓您遺憾的現況是什麼？
後來，我常受邀回台灣審查計畫案，卻看到了許多遺憾。
我曾看過一個申請案，內容竟是和我英國同事已經做不下去的計畫非常接近，提出向台灣政府要錢。這讓我很感慨。
平心而論，這三十年來台灣政府非常有誠意想推動產業升級。花了好幾千億的預算，給予減稅、獎勵，還設立單一窗口，但為什麼始終養不出一隻生技製藥業的巨獸？
首先，台灣生技業缺乏「聚落效應」。台積電搬到美國亞利桑那州，背後是幾百家供應鏈跟著去；但台灣的生技業卻很難把大家聚在一起。
更致命的是「經費碎片化」。政府發放補助時，為了力求公平、怕被批評獨厚特定對象，最終只能把資源全部分散、「大家分蘋果」。但生技領域是一片茫茫大海，集中火力都不見得可以趕上日本，遑論中美，更何況是把資源切碎？
當年蔣經國、李國鼎、孫運璿執政時，面臨發展大汽車廠與半導體的抉擇，他們有魄力拍板集中資源發展半導體。但看看現在的政治環境，要做到挑選單一產業、從頭扶植到大，實在太困難了。這是我對台灣產業現況最大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