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名十六歲的少年，在成都郊區的小鎮上從美國之音中聽到槍聲與哭喊，那一夜，我提前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
三十五年來，我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紀念這個國殤日。在北京，每年這一天我都被軟禁在家；在華府，我站在中共使館門口抗議；在台北，我在自由廣場點燃蠟燭。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生者的悼念並未慰藉逝者。三十五年來，有不少當年熱血澎湃的參與者告別理想，或背道而馳，或回中國發大財，或言不及義地號稱原諒中共，或永遠沉浸在學運領袖的榮光中，中國版本的黃國昌早就滿坑滿谷。
那麼，怎樣紀念六四才能慰藉受難者？
首先，必須承認那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失敗，不是六四的犧牲換來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崩潰，後者自有其民情秩序來引導與決定。六四的失敗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為在中國想當皇帝的人比想當公民的人多。
其次，必須檢討和反省為什麼失敗？請願的學生居然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比清末公車上書的秀才們的膝蓋還要軟；學生領袖們居然以投票的民主方式將余志堅等污染毛像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那是學運中最不堪的一幕，投票者至今沒有一個人現身道歉。學生和市民對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理解如此淺薄，對共產黨的想像又如此天真，以至於軍隊開槍時，人們都以為那是橡皮子彈。
最後，對六四的悼念必須站在普世價值和人類命運的高度上，超越國家和民族，超越時間和空間，將六四放在納粹屠殺、史達林大清洗、紅色高棉屠殺、廬安達屠殺以及二二八屠殺的譜係中來悼念。六四不是開端，也不是結束。六四之前每一天，六四之後每一天，中國都在上演殺戮的慘劇。最好的悼念，是讓苦難轉換成精神資源，讓血淚升華為自由之花，在失敗的地方開啟一場深刻而全面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
